路径之二:让价值理性成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先导。在机械论自然观和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传统技术创新实际上扮演着无限度向自然索取的贪婪角色。采矿业是人类社会的古老职业，矿产品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从历史学和人类学对人类文明阶段的命名: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原子时代，我们就可看出采矿业对人类进步的重大意义。采矿技术始终是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相对于前工业时代的人工和简单器械采矿，工业时代的采矿技术突飞猛进，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资源。同时，采矿技术的精进也带来了对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数亿年沧海桑田地质变化沉积的某些矿产，在人类尖端采矿技术面前，数十年即告枯竭，矿产资源所依生的自然生态系统也受到严重破坏。很显然，技术与自然冲突的加剧，与工业技术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强势不无关联。正如霍克海默所言，它“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目的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9］从工业文明的整个演进史来看，传统技术的进步之所以成为生态杀手，传统技术思维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者之间的严重对立，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生态文明语境下，抑制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势在必行。关切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性，强调的是终极价值，它尤其看重目的合理性，而不只是抵达目的的手段。因此，技术创新生态化应当成为后工业时代破题生态问题的重要指引。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体现生态性、系统性、整体性三原则，并实现科技观和自然观的统一、速度与可持续性的统一、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10］而在科技应用层面，亦要将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理念贯穿始终，实现研究开发的生态化、产品生产的生态化、市场营销的生态化以及技术扩散的生态化。［11］

路径之三:从生态维度审视工业美学。工业技术时代的审美实践，抽象了人与审美对象的联系。假借客观外力、虚化客观对象、并为整个人类所共享的工业技术，彻底地摒弃了依赖身体的娴熟性而存在的传统技艺，并摧毁了传统技艺的私密性，以及和自然相联系的神秘性，技术在当代审美文化中霸权地位由此确立。技术因素在审美文化领域全方位的渗入，对于人类审美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审美维度来观察，生态危机的产生实质上是一种审美异化。技术、权力以及商业因素的粘合，更使技术审美的霸权式运作日益强势。但“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含有和技术有关的因素，人类行为即是技术”。［12］人类不可能拒绝技术，去开历史的倒车，“技术化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13］技术泛滥的审美文化格局，最终使审美成为了一种文化工业。在工业化、格式化、标准化的审美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相较，自然只能处于从属角色，它必须服务于审美主体的理性认知。要摆脱这样的尴尬，重建审美对位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工业技术时代审美面对的重要命题。首先，必须确立自然生态与人共生共荣、相互平等的认知，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其次，要确立审美实践中的“参与意识”，强调审美活动中官感的全方位释放。也就是说，审美不能成为一种逻辑推演和技术演绎。“审”与“美”，不是手段和目的割裂，而应当成为体验与结果的同构。基于生态维度的审美文化，应当是大地情怀、人文观照、官能释放和诗性体验的综合体。基于技术而诞生的工业美学，应当更加重视“生态美的技术追求”，［14］“生态美的技术追求”是基于现代生物学而实现的。它高度重视生命过程的复杂性，对技术进步提出了准确把握生命整体与其环境复杂关系网络的要求。在生态化技术观的主导下，工业技术就不仅仅是一种机械力量，而是一种有机的、能与生物圈进化过程相协调的，可以融入生态系统的有机部分。生态整体主义观照下的美学主张，不仅能实现单一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和谐，而且技术之间的生态审美和谐亦将水到渠成。

*通讯作者:杨 毅，Email:.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生态危机日益加剧，在公众传播语境中，工业技术大有被妖魔化的趋势。在大众媒体的表达体系中，工业污染似乎是最能唤起受众关切的议程设置，甚至演化为左右公众政治表达的话语源头(近年PX项目在中国屡屡引发公众聚集抗议即为明证)。作为人类文明进步重要特征的工业技术文化，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冲突为何日益激烈?除了生态危机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强烈焦灼感之外，笔者以为，人文思想领域有意无意地强化工业技术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生态极端主义根本无法为工业技术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创造和解空间，反而可能导致人类对文明的自我矮化与阉割，最终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阻碍。人类需要确立的基本认知是:工业技术文化并非天然的文明暴力，而是人类突破自身局限的能动体现。工业技术文化与生态文明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实现共生共存、相互促进的和谐对象。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工业技术文化是认知论美学的认知领域，同时也是存在论美学的现实场域。生态问题对于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绝大多数现代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形而下的浅层生存话题，而是一个基于人类精神家园最终命运的深层审美问题。1 技术审美文化对自然的“祛魅”审美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技术崇拜同样也是一种古老文化。即使是在人类的原始生存状态中，掌握技术者亦是受到族群普遍尊崇的。在采集作为食物主要获取方式的原始部落里，女性地位明显要高于男性，因为她们的“技术”更娴熟。而在狩猎作为主要生存技能的原始族群中，男性地位肯定优于女性，因为他们的“技术”对族群生存至关重要。巫者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之所以地位崇高，亦因他们非凡的“技术”——能与神灵、天地沟通与对话。手工技术时代，掌握技术者同样是受到尊崇的。在奉圣文化浓郁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圣人”。比如战国时代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被尊为木器制作的祖师爷。尧、舜时期的农官后稷，被奉为土神和谷神。传说中教百姓用骨针缝制树叶和兽皮为衣的黄帝，被尊为裁缝业的祖师。黄帝的妻子嫘祖，传说她曾教民众养蚕抽丝，被视为蚕神。而炼丹无意中制成了豆腐的淮南王刘安，则成了豆制品行业的宗师。能工巧匠为什么地位崇高?很显然，他们代表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进步。在人类生存技能和自然环境关联度极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使人类部分地解放了自己。他们对自然不再是简单服从，而体现为一种有序的利用。在手工技术时代，自然万物依然是一种神秘存在。手工生产群体的奉圣文化，其实就是对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这种神秘存在进行艰难解读的曲折反映。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空前释放。工业技术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的技能逐渐与自然疏离。面对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出它们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哪怕工业产品的某些构成物质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但在产品消费终端，其自然属性已消失殆尽。中国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汤剂虽然存在，但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已使传统煎制慢慢地淡出中医治疗，代之以工业化生产的大量中成药。以普通中成药“藿香正气水”为例，尽管其说明书依然标出了它的自然药用植物名称:苍术、陈皮、厚朴、白芷、茯苓、生半夏、藿香等等，但它们已经无法唤醒人与自然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亲缘关系。这正好体现了工业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非自然性。而这种非自然性，又来自于为工业技术进步提供不竭动力的自然科学的非自然性。正是这种非自然性的科学的存在，为工业技术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提供了可能。导致自然科学研究“非自然性”的主要因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机械自然观指导下的方法论的普遍运用。在机械自然观的认知中，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只是一种机械性的存在，都可以作简单化归纳，而且可以任意还原，自然不再被视为一种复杂的充满魅力的构造，而是一个僵化的、静态的客观对象;二，科学实验是现代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手段，其研究对象是理想化、标准化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操作流程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得现代科学实验整体上成为一种“现象制造”。上述两个因素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使得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与自然渐行渐远，因为，在这种非自然性的科学研究中，“理论知识面对的是理想化的世界，实验室知识的制造要能够祛情境化，能比较容易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1］工业技术文化的非自然性反映到人类的审美文化领域，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类审美表意系统的革命性转型。不论是原始社会的生存技术，还是手工技术时代人类的技能，皆维持着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亲近，其表意系统充斥着大量的自然意象。中国的唐宋时代，其实手工业已经高度发达，商业文化也空前繁荣。但在唐宋时代的审美文化中，其核心元素还是自然表意的。唐代诗人卢照邻的长诗《长安古意》写唐都长安的车水马龙，“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北宋词人周邦彦的《解语花·上元》写宋都东京的节日盛况，“风销绛蜡，露浥红莲，灯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两篇作品所描述的都是都市生活的繁华，但其审美表意依然是自然意象构筑起来的，审美意韵也是向内凝结的。卢照邻在《长安古意》最后两句就道出了他的自然审美取向——“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而周邦彦同样在词末感喟——“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在工业技术时代，“工业技术生产出一种完全脱去了自然形象的工业产品并以之构成人类生存的大地”。［2］在工业品构筑的新世界中，全新的表意系统被重新构建起来。人类的审美也在技术物品的大地化中体现出新的文化特征。审美实践介入到工业技术文化当中，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又成为人类表达审美感觉的工具和载体，技术审美文化应运而生。这种全新的审美文化和自然意象之间的勾连已经荡然无存。工业技术催生的物品，实质上是功利主义的。它既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又是人类依据科学掌握了“真理”而创造出来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于工业技术产品这个对象之上，其生产流程亦流动着审美因素。只不过，在现代化、全球化、工业化的语境下，它更多地体现为审美的“功能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式的有序化”。［3］2 对工具理性的美学反思在近代美学的主流论述中，审美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正因为主体性在审美领域的强势，带来了现代审美文化中主体性的辉煌。但审美主体性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注定给它的衰落埋下了隐患。主体性原则在完成启蒙理性的历史使命之后，日渐显露出工具理性的扩张野心。作为主体的“我”扮演了征服者和主宰者的角色。在“我”的视野之中，世界只不过是一个“表象”。按照这样的认知逻辑，“我”这个主体，必然要和自然世界这个“表象”形成对立关系。因为“我”的理想就是要“为自然立法”。由此推演，人类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氛围中的审美实践，必然要对审美对象予以重新编码，从而破坏世界的和谐构成。在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的后工业时代，审美从认识论维度向存在论维度转向也就成为必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力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亦指出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5］从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他们哲学世界里，存在与实践的同格。这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生态人类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学科理论自证“合法化”的知识学依据之一。海德格尔更进一步提出了存在论的哲学观。从存在主义哲学观出发，他提出了“诗意地栖居”这一生态美学命题。人类如何能够实现诗意栖居?海德格尔提出了“拯救大地”的概念，在《筑·居·思》一文中，海德格尔说:“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甚或耗尽大地。对于大地的拯救并不控制大地，并不征服大地——这还只是无限制的掠夺的一个步骤而已”。［6］审视海德格尔所处的20世纪前期，工业技术成为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助推器，自然资源被无序利用，技术能力转变为侵略武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德格尔希望用审美来实现人类的诗意栖居。而他在1950年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更是对审美现代性中工具理性泛滥的生态存在维度的美学反拨。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主要代表阿诺德·伯林特则从突破康德所力主的“静观美学”入手，提出了体现生态整体观照的“参与美学”。“参与美学”一反传统的、无利害的审美实践模式，尤其强调作为审美活动中重要一员的人及其所有感官的积极参与。“参与美学”视域中的“自然”并非传统美学指的物的自然，而是人介入其中的“自然”，人与自然在此同构。“参与美学”实际上可纳入“生态存在论美学”范畴。它既强调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又肯定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潜在的美学特征，突破了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审美观。如何从人类的审美入手，改变主体至高无上的审美传统，是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哲学领域从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向，使得人类中心主义受到广泛怀疑。生态伦理学的建立，使人与自然这对关系受到了平等审视。环境美学的提出，使审美属性的重新阐释成为可能。生态批评和生态诗学的理念及其实践，使生态从自然审美的范畴进入到艺术诗学的疆域。在此基础上，生态美学适时而生。这一新兴美学主张呼应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它对与自然对立的机械自然观进行了批判，张扬了充满诗意和谐之美的生态整体观照。在生态美学研究者的视野中，“生态美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它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7］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石是生态存在论哲学。它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新兴美学观，是对工具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3 工业技术文化的生态维度工业文明时代，环境问题日趋突出。但工业技术本身没有原罪，工业技术不仅带来了产品的极大丰富，全面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样功不可没。在工具理性主导下，技术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生态问题的加剧，根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类自身的技术观。近现代以来工业技术的进步，从应用终端来考察，是一种机械化崇拜。与机械化崇拜伴生的对自然的认知，无疑是一种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指导下的工业技术，理所当然地使自然对象机械化。它切断了生态整体系统的有机联系，对自然也代之以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处理。在机械化崇拜思维中，自然世界的整构性、复杂性、神秘感不复存在。工业技术极大进步，生态环境极大破坏，也就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从工业技术进步的驱动后台来考察，则是实验室崇拜。科学实验体系体现的建立，推动了科学进步，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技术产品。显然，自然科学实验中的“自然”和人类置身的大自然并不能划上等号。因为，它“并非完全忠实于自然，本然地对待自然，直接追随可辩识的自然世界规律，而是对自然进行了机械处理和干涉建构。”［8］也就是说，人们习见中的科学规律并非自然规律，而是模拟的、人化的“自然”的规律。这一规律催生的技术产品，当它成为大地化、代码化、工具化的存在，与真正的自然格格不入是不言而喻的，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甚至戕害也就再所难免。综上所述，并非工业技术造成了今天的生态危机，人类非生态性的和自然观和技术观才是罪魅祸首。从美学角度考量，工业技术文化中自然的祛魅，并排技术性因素使然，而是缺乏生态整体关怀的审美观所致。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生态破坏，实现人类的诗意栖居，并非是要去追究技术之“恶”，而是要反思人性之“恶”。只有在技术创新的全程植入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使非自然性的工业技术向自然性回归，技术审美文化才不致于成为一种脱离身体、灵肉、大地的美学异类，回到自然与人共生和谐的生态审美世界中来，回到人类自身的感官存在中来，为生态文明时代确立新的美学标准。路径之一:恢复自然对技术的终审裁决权。在前工业时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体是协调的、平衡的、互动的、沟通的。这固然与人类认知能力相对滞后相关，但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朴素生态意识对今天人类解决生态危机有着重要启迪。农业技术是最具大地根性的人类技术文化。在生态危机恶化的今天来观照传统农作技术，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以前被视为落后守旧的某些传统生计，竟然颇具生态智慧。比如至今仍在贵州侗族地区流传的“稻鱼鸭共生模式”，因充分体现了物种和谐共存和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近年受到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广泛关注。显然，在充分关切生态整一性的传统生计中，自然才是技术“合法化”的最终仲裁者。工业技术撕裂了人类及其生计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作为理性主体的人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生产，和自然就更为疏离。在后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应当回归自然本位。自然世界的整构性应当受到科学研究的高度关注，而不是仅仅从经验和归纳中推导自然规律。同时，自然现象的复杂性也应当受到重视，要告别割裂、切片、单一性的研究模式。技术产品的生产，同样应当回归自然本位，纳入生态文明范畴。技术产品应当告别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亦要满足自然生态承载的需要。归根结底一句话，自然性要成为工业技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系。当自然环境发生改变时，技术文化应当主动自我调适作出修正。路径之二:让价值理性成为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先导。在机械论自然观和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传统技术创新实际上扮演着无限度向自然索取的贪婪角色。采矿业是人类社会的古老职业，矿产品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从历史学和人类学对人类文明阶段的命名: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原子时代，我们就可看出采矿业对人类进步的重大意义。采矿技术始终是人类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相对于前工业时代的人工和简单器械采矿，工业时代的采矿技术突飞猛进，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资源。同时，采矿技术的精进也带来了对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数亿年沧海桑田地质变化沉积的某些矿产，在人类尖端采矿技术面前，数十年即告枯竭，矿产资源所依生的自然生态系统也受到严重破坏。很显然，技术与自然冲突的加剧，与工业技术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强势不无关联。正如霍克海默所言，它“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和目的，关心为实现那些多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显然自明的目的的手段的适用性，但它却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9］从工业文明的整个演进史来看，传统技术的进步之所以成为生态杀手，传统技术思维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者之间的严重对立，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生态文明语境下，抑制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势在必行。关切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性，强调的是终极价值，它尤其看重目的合理性，而不只是抵达目的的手段。因此，技术创新生态化应当成为后工业时代破题生态问题的重要指引。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体现生态性、系统性、整体性三原则，并实现科技观和自然观的统一、速度与可持续性的统一、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10］而在科技应用层面，亦要将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理念贯穿始终，实现研究开发的生态化、产品生产的生态化、市场营销的生态化以及技术扩散的生态化。［11］路径之三:从生态维度审视工业美学。工业技术时代的审美实践，抽象了人与审美对象的联系。假借客观外力、虚化客观对象、并为整个人类所共享的工业技术，彻底地摒弃了依赖身体的娴熟性而存在的传统技艺，并摧毁了传统技艺的私密性，以及和自然相联系的神秘性，技术在当代审美文化中霸权地位由此确立。技术因素在审美文化领域全方位的渗入，对于人类审美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审美维度来观察，生态危机的产生实质上是一种审美异化。技术、权力以及商业因素的粘合，更使技术审美的霸权式运作日益强势。但“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含有和技术有关的因素，人类行为即是技术”。［12］人类不可能拒绝技术，去开历史的倒车，“技术化是一条我们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13］技术泛滥的审美文化格局，最终使审美成为了一种文化工业。在工业化、格式化、标准化的审美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相较，自然只能处于从属角色，它必须服务于审美主体的理性认知。要摆脱这样的尴尬，重建审美对位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工业技术时代审美面对的重要命题。首先，必须确立自然生态与人共生共荣、相互平等的认知，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其次，要确立审美实践中的“参与意识”，强调审美活动中官感的全方位释放。也就是说，审美不能成为一种逻辑推演和技术演绎。“审”与“美”，不是手段和目的割裂，而应当成为体验与结果的同构。基于生态维度的审美文化，应当是大地情怀、人文观照、官能释放和诗性体验的综合体。基于技术而诞生的工业美学，应当更加重视“生态美的技术追求”，［14］“生态美的技术追求”是基于现代生物学而实现的。它高度重视生命过程的复杂性，对技术进步提出了准确把握生命整体与其环境复杂关系网络的要求。在生态化技术观的主导下，工业技术就不仅仅是一种机械力量，而是一种有机的、能与生物圈进化过程相协调的，可以融入生态系统的有机部分。生态整体主义观照下的美学主张，不仅能实现单一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和谐，而且技术之间的生态审美和谐亦将水到渠成。参考文献:［1］［加］瑟乔·西斯蒙多著.科学技术学导论(第1版)［M］.许为民，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09.［2］余虹.审美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74.［3］冯黎明.技术社会中审美文化的转型［J］.襄樊学院学报，2007(4):2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8.［6］［德］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63－64.［7］徐恒醇.生态美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19.［8］肖显静.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非自然性科学、环境破坏与自然回归［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12):52.［9］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76.［10］邵璀菊，蒋应河.生态文明与技术创新生态化［J］.科技管理研究，2011(5):222 －223.［11］谭文华.生态文明视角的技术创新生态化研究——以产品创新过程为例［J］.科学学研究，2014(1):55－56.［12］贝尔纳·斯蒂格勒著，裴程译.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110.［13］［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精神的状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73.［14］李中华.技术审美取向的时代变迁［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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