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人类的审美入手，改变主体至高无上的审美传统，是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哲学领域从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向，使得人类中心主义受到广泛怀疑。生态伦理学的建立，使人与自然这对关系受到了平等审视。环境美学的提出，使审美属性的重新阐释成为可能。生态批评和生态诗学的理念及其实践，使生态从自然审美的范畴进入到艺术诗学的疆域。在此基础上，生态美学适时而生。这一新兴美学主张呼应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它对与自然对立的机械自然观进行了批判，张扬了充满诗意和谐之美的生态整体观照。在生态美学研究者的视野中，“生态美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它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7］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石是生态存在论哲学。它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新兴美学观，是对工具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

3 工业技术文化的生态维度

工业文明时代，环境问题日趋突出。但工业技术本身没有原罪，工业技术不仅带来了产品的极大丰富，全面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样功不可没。在工具理性主导下，技术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生态问题的加剧，根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类自身的技术观。

近现代以来工业技术的进步，从应用终端来考察，是一种机械化崇拜。与机械化崇拜伴生的对自然的认知，无疑是一种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指导下的工业技术，理所当然地使自然对象机械化。它切断了生态整体系统的有机联系，对自然也代之以机械化和简单化的处理。在机械化崇拜思维中，自然世界的整构性、复杂性、神秘感不复存在。工业技术极大进步，生态环境极大破坏，也就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从工业技术进步的驱动后台来考察，则是实验室崇拜。科学实验体系体现的建立，推动了科学进步，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技术产品。显然，自然科学实验中的“自然”和人类置身的大自然并不能划上等号。因为，它“并非完全忠实于自然，本然地对待自然，直接追随可辩识的自然世界规律，而是对自然进行了机械处理和干涉建构。”［8］也就是说，人们习见中的科学规律并非自然规律，而是模拟的、人化的“自然”的规律。这一规律催生的技术产品，当它成为大地化、代码化、工具化的存在，与真正的自然格格不入是不言而喻的，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甚至戕害也就再所难免。

综上所述，并非工业技术造成了今天的生态危机，人类非生态性的和自然观和技术观才是罪魅祸首。从美学角度考量，工业技术文化中自然的祛魅，并排技术性因素使然，而是缺乏生态整体关怀的审美观所致。保护生态环境，避免生态破坏，实现人类的诗意栖居，并非是要去追究技术之“恶”，而是要反思人性之“恶”。只有在技术创新的全程植入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使非自然性的工业技术向自然性回归，技术审美文化才不致于成为一种脱离身体、灵肉、大地的美学异类，回到自然与人共生和谐的生态审美世界中来，回到人类自身的感官存在中来，为生态文明时代确立新的美学标准。

路径之一:恢复自然对技术的终审裁决权。在前工业时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体是协调的、平衡的、互动的、沟通的。这固然与人类认知能力相对滞后相关，但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朴素生态意识对今天人类解决生态危机有着重要启迪。农业技术是最具大地根性的人类技术文化。在生态危机恶化的今天来观照传统农作技术，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以前被视为落后守旧的某些传统生计，竟然颇具生态智慧。比如至今仍在贵州侗族地区流传的“稻鱼鸭共生模式”，因充分体现了物种和谐共存和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近年受到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广泛关注。显然，在充分关切生态整一性的传统生计中，自然才是技术“合法化”的最终仲裁者。工业技术撕裂了人类及其生计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作为理性主体的人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生产，和自然就更为疏离。在后工业时代，科学研究应当回归自然本位。自然世界的整构性应当受到科学研究的高度关注，而不是仅仅从经验和归纳中推导自然规律。同时，自然现象的复杂性也应当受到重视，要告别割裂、切片、单一性的研究模式。技术产品的生产，同样应当回归自然本位，纳入生态文明范畴。技术产品应当告别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亦要满足自然生态承载的需要。归根结底一句话，自然性要成为工业技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系。当自然环境发生改变时，技术文化应当主动自我调适作出修正。

文章来源：《工业技术创新》 网址: http://www.gyjscxzz.cn/qikandaodu/2021/0412/1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