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研究也通过产业集聚与生产率的关系检验了中国是否出现了过度集聚。 张宇 （2008）［14］、陈柳 （2010）［15］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于生产率的作用是正向的，不存在过度集聚。但是这些研究开展得较早。 较新的研究中， 王燕 （2012）［16］、王丽丽（2012）［17］、 叶宁华（2014）［18］、 朱俏俏［19］发现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存在非线性关系。唐根年（2009）［20］发现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程度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其中一些已经呈现出了生产要素拥挤。 李晓萍 （2015）［21］以全国为样本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在多数行业中对企业生产率都产生了负向影响，拥挤效应大于集聚效应。

从对以上文献的总结可以看到，有关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主要关注了垂直专业化是否产生了技术溢出，而在作用机制上多数都强调了进口中间产品的作用，没有涉及本文在引言中提到的可能存在的作用渠道。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2002年到最近可获得的2017年的数据考察该渠道是否存在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产业集聚的相互作用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间产品进口。如上文所述，中间产品对于生产率的作用可以归结为3个效应：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除此之外，嵌入全球价值链也是承接国通过自身比较优势与生产国际化相结合的分工细化过程，这会产生3个效果：（1）加强承接国比较优势发挥；（2）使生产专注于某些环节或工序，产生内在规模经济；（3）提高管理的精细化程度。这3个效果均有利于生产率提高。但是前面引言中也提到，目前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嵌入的位置位于价值链的底端，依托的是自身的低端要素，而以低端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容易被价值链 “俘获”，被锁定在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造成技术进步受阻。不过具体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我们认为又有所不同：虽然中国是以加工贸易作为主要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在嵌入的初期可能会受到价值链主导厂商的压制，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需求旺盛，经济自我循环的能力较强，加上工业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因而有条件化解价值链的控制。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全球价值链嵌入会阻碍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但是存在某一临界值，在超过这一临界值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将会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

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源自3个方面：（1）规模经济效应，即垂直集聚和水平集聚各自引发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 （2）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包括3种：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马歇尔外部性是指同一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雅各布外部性是指不同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而波特外部性则是指由竞争引起的知识溢出；（3）资源配置效应，即集聚区域要素流入相当程度上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代表要素间相互适应的增强。另外，有的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随产业集聚程度提高，这样也会促进生产率提高，如阎世平 （2015）［22］。 但是， 集聚也会引起竞争环境恶化，交易成本上升，即过度集聚。过度集聚使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对技术进步造成阻碍。因此，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之间可能也存在非线性关系。具体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加工贸易和产业集聚规模最大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近年来出现的房价和物价过高，收入增幅放缓和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情况，预示了这两个区域已经发生了过度集聚。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产业集聚促进了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但是存在某一临界值，在超过这一临界值后，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造成了阻碍。

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利于集聚增强。产业集聚具有自我强化效应：当较多具有上下游协作关系的厂商向某一区域集聚时，区域外的生产要素也会随之向区域内流动，进而产生两个效果： （1）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从而吸引更多厂商迁移进来，使本区域提供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2）大量商品在区域内生产，进一步降低了生产和运输成本，区域内的总体价格水平下降，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增加，从而吸引更多生产要素流入本区域。而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上下游生产安排，当生产被外包到某一区域之后，该区域的厂商通过中间产品联系起来，通过第一种效应引发或加强了集聚，并在第二种效应作用下形成累次因果循环。全球价值链嵌入还能够缓解过度集聚的负面效应，因为处于价值链顶端的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调配能力，在出现过度集聚的情况下会对生产进行重新布局，将外包转移到其它地方，缓解本区域生产和要素拥挤。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

文章来源：《工业技术创新》 网址: http://www.gyjscxzz.cn/qikandaodu/2021/0506/1221.html